文学翻译，顾名思义，文学翻译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翻译。广义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所有涉及文学语言的广泛翻译。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论文，具体地说，就是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作品。所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把原作的内容和艺术魅力在译作中传达出来。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作品的屠岸先生说:“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

　　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文学翻译除了说明要传达出“思维内容”外，还着重强调了“风格特色”——因为这正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关键之一。没有风格的作品必然显得苍白无血，毫无生气，正如人缺少了他的个性一样。而作品有了风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会跃然纸上，机趣横生。因此，作为文学翻译，它必然也要力求传达出原著的这种精神风貌，否则这种翻译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文学翻译还强调了“忠实、准确”——这可是文学翻译的要害，也是基难点所在。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一层不变地进行翻译是产生不了应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进行调整，在保持“神韵”的准则下语言上作些变通——这便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不如此，翻译出来的东西看似忠实，实则成了死译、硬译，违背了原作的精神风貌。

历来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论述不一。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翻译者离不开一个科学翻译理论的指导。而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则是翻译标准的厘定。笔者认为,翻译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因此,翻译标准也应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换言之,对于不同类型的原文应遵从不同的翻译标准,不能等而化之。例如,译科技文应有科技文翻译之标准,译文学作品应有文学翻译之标准。无论是什么类型文章的翻译,都一律用“信、达、雅”这一宽泛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有失科学和公允。据此,笔者以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不应囿于严复的三字标准,文学翻译者也不必斤斤于“信、达、雅”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从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角度考虑,笔者以为文学翻译的标准应取严复标准之“信、达”而去其“尔雅”,继之在文学翻译实践中以“信、达、美”的标准代替其“信、达、雅”的标准。
这就涉及到对文学这一特殊艺术的理解和评价上来。如前所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既为艺术,则文学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一样,当自有其欣赏价值或者说审美价值寓于其中。而这种审美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整部作品的审美诸要素。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传之久远,依赖的不是别的,正是其审美功能。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作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论述。笔者愚见,孔子之所谓“言”若只论当时之语录体散文,则“言之无文”中的“文”当作“文采”讲。换个说法,亦可当严复之“雅字讲。问题在于,我们倘若要用“言”指今日之文学,则断不能用一“文”字去裁判其成功与否,因为“写作是在创造美”,而美并不全指文采。此种种,绝非一个“雅”字所能概括。因此,笔者主张将文学翻译的最后一个标准定立为“美”,使译者在“信、达”标准规范下所复制出的文学译品经过“美”的标准升华后还原为一件艺术品。对于翻译者而言,也只有使自己的译作在审美价值上等量于原作,从而使译语读者的所读所感等同于原语读者的所读所感,才能真正实现奈达(EugeneA.Nida)所主张的“等效原则”。
那么,如何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文学作品中的“美”是如何表现的。毋庸赘言,文学作品由两大要素有机构成:其一为内容,其二为承载这一内容的语言形式。而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既需内容美作其成功之根本,又需形式美作其成功之依托。内容美和形式美,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缺一不成为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之艺术品。文学作品这样,文学译品亦然。要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译者必须首先在理解原作“双美”上多下功夫,化我(译者)为他(作者),移情会神,最大限度地领悟原作之美;其次,还要在表达原作之美上竭尽才情化他作者为我译者将自己的所得所感灌注于译品之中,在原内容和新语言形式之间找到完美的结合点,再现原作的整体美。具体来说,实现文学翻译中“美”的标准可从再现原作内容美和形式美两个方面着手。
可从再现原作的音韵美、修辞美、篇章结美三个方面来把握。音韵、修辞、篇章结构反映了作品语言形式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递增关系。这种关系要求译者对原文语言形式从音韵而修辞,从修辞而篇章结构进行美学审视,继之将自己的审美感受凝于笔端,再现于译者语言形式之中。仍以Bynner对李白《静夜思》的翻译为例。众所周知,韵律工整优美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点,在《静夜思》这首诗中,李白用“光(guang)”“霜shuang”“乡xiang”三个韵母相同的字分别作三个诗行的尾字,从而使全诗在吟咏时产生出一种悦耳的音乐效果,即音韵美。不可否认,这种音韵美是使李白这首诗所以能流传千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Bynner的译诗虽然在传意方面十分出色,但是在传美方面却显得不足,原诗所具有的押韵美基本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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