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在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 《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化的近邻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传入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宗教文献翻译在历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经翻译中，译者在翻译经藏的时候往往会在文件中修饰，令译文更切合中国文化。他们会在译本中增加一些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孝道等。

据中国君友会佛教文献记载：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二十八岁时，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一十七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已是四十五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一千多万字。玄奘的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着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北宋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 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631)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